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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我在旧金山与合作方铁狮门一起为万科在美国的第一个项目奠基。这个项目进展之快远远出乎我的意料：2012年底开始谈，今年2月签署合作协议，6月就动工了。我的同事告诉我说，虽然是第一次与美国公司合作，但感觉似乎没什么太大文化冲击，铁狮门和万科之间沟通的非常顺畅，甚至比我们跟中国公司合作都顺畅。

同事说到这里，我回想起万科真正的“第一次”与美国人合作，那是1980年代末，万科当时还在做一些加工出口贸易，一家美国企业富兰克林铸币，希望与我们合资建厂。他们到深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份一本书那么厚的合同。当时万科跟别人签的合同，基本上也就几页纸。这份合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甚至连工厂关门后剩余门窗该如何分配都有了规定。当时我甚至感觉有点被冒犯：这买卖还没开起来呢，就想着散伙以后怎么做，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但也就是这份合同，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从那以后，万科的合同一直都是一本书那么厚，里面对各种可能发生情况都有详细约定。几年以后，我们开始专心做房地产，也是第一个在楼书中提出“红线外不利因素提示”的房地产企业。这一切，都源自当年那一堂“契约精神”的课。万科的国际化，如果能走的比一些中国企业顺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透明化、制度化的企业理念，是符合这种契约精神的。

契约精神的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非常重要。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守承诺，往往来自于社区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和因此形成的道德压力。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那么契约精神的文化就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竞争优势。因为陌生人之间也可以相互信任——新教徒在抵达新大陆之后，往往根据一个人的教派信仰就能决定是否与之合作。这也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由秩序的扩展”。

而契约精神的起源，可以一直追述到《圣经》。大家都知道，《圣经》的真正名称是”新旧约全书“。旧约来自于犹太教，是上帝三次与犹太民族立约。而“新约”则是基督徒与上帝新立的约定。在新约中，以扫和雅各两兄弟分别为亚伯拉罕的长子和次子。有一天以扫打猎归来又累又饿时，雅各提出用一晚红豆汤交换以扫的长子权，以扫以主之名起誓。而此后当亚伯拉罕想把来自上帝的祝福传给长子时，就只能传给雅各而不能传给以扫。在这个故事里，上帝是唯一的裁决人，超然于世俗的权威。而缔结契约的双方，都必须履约。

正是这种在神的契约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在宗教革命之后被基督新教发扬广大，最终席卷了全球，成为现代性的要件之一。 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讨论欧洲各国古代民法传统时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有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失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签订合同达成交易，这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古罗马和古代中国都有法律对合同和契约进行管理。但这种合同和契约，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

中国古代的户律中就有“典主亲邻优先权”，如果一个人想出让土地，首先应该考虑上一手出让的典主，然后要在家族中看有没有人愿意买，然后才能拿去市场上出售。这是国家在立法时就考虑了儒家的人伦观念。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最大的家长，“受命于天”，令子民们都各安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甚至子民之间订立合同，家长都要参与进来，将伦理道德灌输其中，由国家意志来体现照顾亲族，照顾弱者。

这在古罗马也不鲜见，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就规定了“家父权”，一家之长拥有多项特权，可以处置家族中其他人的财产。古罗马的民法，基本上只到家长这一级别。规定的是各个家族集团之间的关系。

这在传统社会当然是有效的，一个古罗马或者宋朝的农民，可能一辈子就在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他生活的圈子在他出身时就固定下来了。这样的朝夕相处，当然能建立起长期而持久的依附与信赖关系。只要大家都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就能保持稳定。但现代社会，这种方式获得的信任就显得效率低下而不可行。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必然是陌生人之间可以迅速达成合作的契约社会。

但是，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是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的。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比如，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你我不是陌生人吗？那就先一起喝酒、唱K，建立交情，成为熟人。双方认可对方的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生。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这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尤其如此。东南沿海地区则一直比内陆的情况要好一些。可以说，离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越近的时代或地区，这种社会心理越强。

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一个人能建立多少熟人关系？能维护多少熟人关系？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

把规模做大的民营企业，最终都是能够摆脱这种依赖熟人关系和身份地位建立合作，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是以契约为核心的委托代理机制，不依赖于个人或者个人的关系网络。不会像当年山西票号一样，东主如果辞掉掌柜的，掌柜就会要求手下所有人一起辞职。这企业就办不下去了。

为了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精神应当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国家，社会，企业，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这就是知情同意的力量，自由的个体之间，在掌握了充分信息，不故意欺瞒，不被外力胁迫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应该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者亲者，而是保证契约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