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国家是哪一个，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连续30年中实现平均10%以上的经济增速。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个国家是最有发展潜力、增长模式最具可持续性的国家，也许是印度，也许是新加坡，但是经济学界几乎没人会想到中国。
对此，有人可能会愤而反驳，他们会认为中国如果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
今天已经没人去讨论日本和阿根廷何时会超过美国了，因为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沉重打击使它们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类似的国家还有泰国、爱尔兰、希腊等。
与上述国家类似，在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国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这些弊端使人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弊端、中国增长的真实性、持续性产生怀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模式面临重重困境不可能持续。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中国经济困难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因而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
中国究竟是走向一个超级大国还是走向相反面，事实上取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潜力进行一个新的评估，来分析中国发展的未来前景。
解决数据精确性问题
所谓的增长，是一个国家创造出的产品的增加。那么如何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动力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多投入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以及多雇佣工人增加劳动投入，二是改进技术，在同等投入下生产更多的、质量更好的产品。
我们把上述第一种方法称之为以追加要素为主的增长模式，把第二种模式称之为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增长模式。
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面临着投资效率下降、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加大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无法持续，从而必然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
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就是因为中国模式过于依赖投资和劳动投入，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投资效率和资产泡沫化会越来越严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面临着资源压力加大、劳动力短缺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而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无异于自杀，没有任何潜力。
但是中国会走向何方？这事实上取决于中国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的程度和速度。如果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很大，那么中国增长就会持续，否则中国前景堪忧。既然这样，那么如何找出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相对其他因素和他国技术进步贡献的大小就非常重要。
在经济测量方法上，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技术进步和增长潜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经济增长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增长是要素追加带来的，而其余部分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然而，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个根本争议却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究竟是多少，因为当前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主流研究结果差异非常大，最高结果与最低结果相差数倍甚至十余倍，这点严重影响了这些研究的可参考性。增长数据不精确、产出数据浮夸以及主要投入数据口径不一致等均是造成研究结果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如何解决数据的精确性问题？中国产出数据的问题在于虚增，而虚增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追求导致的产出虚增问题和中央政府出于“物价维稳”目的低估通货膨胀导致的真实产出高估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虚报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国家统计局平减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因此这一问题尽管存在，但并不是中国产出虚增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中央政府低估物价带来的虚增才是根本所在，很难想象，中国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主要物价指数与197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仅上涨了5倍左右，尽管过去15年物价飞涨，但2012年整体物价水平与1997年相比也仅上涨了不到50%。
针对中央政府的低估物价、虚增产出的行为，我们并非无法观测。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与收入的关系来倒推物价水平，因为税收与基于物价的名义产出是一致的，因此物价快速上涨会推高税收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收入，客观上造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一假象。如果假定中国1997年来中国整体税负水平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政府征税的基础是实际上的名义产出，而不是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其价格水平可能被扭曲，而实际上的名义产出则不存在扭曲，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价格被低估的程度。基于总体真实物价水平等于价格被低估的程度与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之和这一关系，根据中国历年税收收入、名义总产出的变化、中国官方公布的名义GDP变化及名义GDP平减指数这几个基础数据，可以倒推中国1996年以来的真实物价指数。
从我们估算的物价结果与官方公布的价格指数对比来看，官方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1996年以来，中国官方GDP平减指数仅上升了不到50%，这点与人们对物价和消费的真实感觉相去甚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中国物价快速上涨，GDP平减指数上涨了2.7倍，比较符合人们对物价的真实感受。结合上述物价指数，进一步对中国1997年以来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可以得出此间真实的GDP增速，结果说明，1997年以来中国真实GDP年均增长率只有4.7%，即使2002-2009年间增长率也仅有7.5%，远低于官方公布的这一期间10%的增速。因此，中国官方严重低估物价的情况导致总产出被严重虚增和要素投入的扭曲，从而导致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中国增长潜力研究失去了数据的可靠性。采用这些调整后的数据和资本要素以及人力要素投入，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见表1。
奇迹并非技术进步结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相关研究中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仔细看，中国各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差别其实很大，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主要来自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9-1991年间生产率的快速下降，这一冲击很可能是政治风波的冲击导致的；第二个阶段的冲击为1998-200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这一冲击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为保持增长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使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第三个阶段的冲击来自于2007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这一阶段的下降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为应对本轮经济危机而出台的大规模投资产生的。如果将这三个阶段少数特殊年份的冲击去除，则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0.6%，对增长的平均贡献为7.4%。但是如果采用就业人数和调整后总产出的话，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仍然高达21%，远大于采用劳动总投入计算的结果。但是就业人数毕竟只是一个较粗的指标，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已经得出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数值，一个是非常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是21%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何看待这两个数据？首先，中国30年平均增长仍然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非常低。其次，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高达70%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中国即使以就业人数为基础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而以劳动投入为基础的计算结果却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因此增长质量和前景堪忧。最后，中国增长质量下降主要是出现在1998年之后，1998年之前中国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应有的贡献，增长质量也在逐渐改善，但是1999年之后中国的增长更多转向要素投入拉动，增长质量恶化。
因此，中国30年平均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非常低，中国奇迹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持续下降主要出现在1998年之后，但两场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家为拉动增长而推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开始持续下降。从中国增长实际看，中国增长对要素投入依赖非常大，投资一旦出现下降，经济增速也随之快速下降证明了这点；而如果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素投入下降不可能对经济增速产生如此快速而明显的影响。因此，随着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足和资本投入效率的不断下降，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的确堪忧。
经济转型：中国会笑到最后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逐步掌握了中国的增长脉络和增长特点：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高达80%，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却只有20%。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明显是无法持续的，从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资产泡沫化、资产效率的下降、资源环境压力的剧增以及劳动力短缺可以看出这点。
大规模的投资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资产严重泡沫化倾向以及投资效率的下降，使中国经济陷入增长的困境。无论如何，中国对于增长几乎已经别无选择，中国要保持增长就必须扩大投资，无论这种投资是否有效率，这点导致了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但是为了保证增长业绩，政府会不断集中经济资源进行投资。投资是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恰恰是这种模式可能使中国走向崩溃。
另外，中国以极低成本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基础和根源，存在产业升级、内需不足、技术进步缺失和经济转型的重重困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生产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且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可能终结“中国制造”和“中国奇迹”时代。
此外，中国经济体系还存在其他难以克服的痼疾。中国市场体系在发展了30年后仍然没有发展起一个健康完善的金融系统，而这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随着资产泡沫不断扩大，中国隐形银行债务（NPL）已经成了经济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另外，中国粗放式的增长给全球资源和能源带来需求压力及国内日益恶化的环境、食品安全的压力使中国逐步失去了吸引力，导致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大量移民，造成了中国知识和财富的双重损失，以至于美国兰德公司（2005）认为，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因此，无论GDP增速有多高，都很难说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笑到最后。中国保持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全面经济转型，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降低要素的重要性，而增加投资只会加快中国经济逆转的步伐。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