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及我国由于外部市场缩小导致的出口锐减，因不公平、不公正引发的种种社会事件，甚至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等。

这些事件，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但冲击力、影响力巨大，而历史就是由一系列这样的事件推动的。这些不可预料之事，被人们称作“黑天鹅”现象。

“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得越来越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4月28日，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说。

在当日举行的“智石经济论坛”上，汤敏、李佐军、左小蕾等经济学者表示，在全球危机中，当各主要经济体自顾不暇的时候，中国要积极防止自身经济体系中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认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潜在风险，避免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潜伏的“黑天鹅”

以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的。欧洲人说“你见到黑天鹅了”，就如同中国人说“你见到鬼了”。然而，自从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鹅以后，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神话被打破了。

汤敏说，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同样，“黑天鹅”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大家多是关注‘黑天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的，且要比增长问题的影响更深远。”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即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黑天鹅”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可能影响很大。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也表示，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运作上强调市场经济，但最后控制它的又是政府，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了产业控制，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它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黑天鹅”。

汤敏认为，从短期来看，“黑天鹅”最可能出现的还是在经济领域。

房地产及其引发的系列风险。汤敏认为，中国房地产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不管是房地产的崩盘，还是房价的反弹，都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债危机以及目前的欧债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与崩盘不无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能否让中国房地产软着陆，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企业转型的风险。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的知识准备好了没有？金融机构对企业转型中所需的大量长期资金有没有灵活的机制给予提供？劳动者能不能适应大跨度的技能变化的要求？各级政府能否快速、准确提供企业、市场、劳动力转型所需的新环境、新政策？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这次转型能否成功。

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民间借贷一方面非常活跃，另一方面又很不规范，这就放大了风险。一旦民间借贷的成本远远超出融资者的投资回报率，这种民间借贷模式便要出问题。不仅冲击金融体系，更会引发经济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

地方政府债务。2008年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资公司，即投融资平台。这些投资公司往往以土地为抵押品。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到2010年已有10.7万亿的债务。这还不包括乡、镇、村一级的债务。天量的地方债务如何偿还？有相当部分依然寄托于土地财政，从而取决于房地产业能否持续向好。而这些基本条件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三倍以上的地方债务将会是个定时炸弹，一些省份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汤敏说，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充满了风险，“黑天鹅”现象更难防，更不得不防。这些风险包括新的技术革命造成的影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远程教育。

“也包括金融改革中的‘影子银行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中可能产生的‘危机引进’风险，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等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补充说。

如何避免“黑天鹅”出现及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找机会？如何应对与防范“黑天鹅”事件带来的风险？

汤敏认为，稳增长要防矫枉过正，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比如建立一个控制过高增长的自动调节机制，让增长过热的省市得不到很大好处或是得不偿失，使之知难而退；或者增加该省市的节能减排指标等，抑制其追求过高GDP的积极性，使之转成靠改善增长的模式，提高增长的质量。

汤敏还提出，建立一个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分析机制，及时重组那引起风险很大的地方债务。通过缓税，如规定中小企业当年的税赋减少50%，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未来中国经济如果真有‘黑天鹅’出现，很可能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汤敏认为，一定要争取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可以借鉴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建立城市基本房价指数和年度房价调控目标两个核心指数，对房地产进行宏观层面的调整。汤敏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保证房价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这无论是对开发商、政府，还是对刚需买房者，算得上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缩小“权利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出台了种种救市方案，中国也依靠海量投资的注入，保持了很高的GDP增长率，被视为率先复苏的典范。

“但是对中国而言，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应只着眼于短期绩效，而应有更长远的眼光。”吴敬琏认为，观察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严重内外失衡是否已经获得了改善？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危机中趁势改革的“机会窗口”，避免了还是助长了行政干预的常态化倾向，在于是否顺利抵御系统性风险，规避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

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看来，规避“黑天鹅”事件、保证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

李佐军在收入分配改革为例称，“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他说，收入差距过大、贫富不均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180上升到2011年的0.55。我国个别省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收入差距高达10.7倍。

“必须指出，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也有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由个人素质、劳动态度和地理区位等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制度等造成。”李佐军说，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因是权利差距，如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农民没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纳税、非税负担、公共服务、迁徙和劳动就业、受教育、福利保障等。

此外，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垄断程度、国家保护程度、政策优惠程度等的差异。如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铁路等行业的收入较高，是因为这些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垄断收益。

李佐军认为，缩小权利差距涉及政治体制、城乡分割体制、特区管理体制、行业垄断体制等诸多深层次的改革，是一项较为艰巨的系统工程。

他认为，近期可重点推进如下几项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众权利，限制特权，打击腐败；继续推进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部分已不合时宜的特区政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即使要实行一些特区政策，也要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此外，要尽快打破行业垄断，除了个别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外，其余行业一律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要加大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物业税等收入调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

在李佐军最近所著的《中国改革新思维》中，他提出了全面推进“十大转型”的概念，包括主体转型、制度规则转型、改革方式转型、发展目标转型、增长动力转型、财富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投入转型和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

他认为，目前，我国还未走上人本市场经济道路，需要对“过渡型扭曲体制”形成的“权贵市场经济”进行再改革，需要对过于强大的政府、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进行全面改革，需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优化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需要转变“改革推进方式”，推进“人本改革”和“人本发展”。

“准公务”管理

而李佐军所描述的系列改革中，国企改革是关键。

2012年初，保利大厦曾上演戏剧性一幕。在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关于《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会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建议中国国企私有化、还权于民，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踢馆，显示出当下对于国企改革存在的巨大争议。

而在同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是“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所谓有进有退，是中和之词，到底如何改革，未有定论。

经济学家华生认为，如果分掉国企，这些巨型企业将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贵族手中。独立学者卫祥云认为，这种声音，与中央高层“不搞私有化”相呼应。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指出，国企改革在2005年之后就事实上停止了，如何改革尚不明朗，但是不应简单私有化。

“智石经济论坛”上，卫祥云在其新著《国企改革新思路》中指出，当前对垄断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而且这一问题越积越大，深为广大民众诟病，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把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与国外企业相类比。”卫祥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该实行一套符合中国现状的分配管理制度，即实行公务员管理或者“准公务员”管理。

他说，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从领导层到员工，均应参照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实行“行政级别制”和“专业人员职务聘任制”等。

卫祥云认为，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适用于私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照搬到所有国有企业中。

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

而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协商成本高，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叠床架屋式地复制现代企业制度。

“应明确国有企业要分阶段、分期、分批退出竞争性领域。”卫祥云认为，不能因为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利润就高枕无忧。谨防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重蹈“国企脱困”的覆辙。